刘亚伟《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讲座第一讲：走出观念迷障（上篇）

走出观念迷障

《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讲座第一讲：走出观念迷障（上篇）

刘亚伟

引言：从2015年夏初开始，我在微信群陆续讲了《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回归常识》《熟人伦理与契约精神》《自由与自由的不自由》《从道德意识走向权利意识》《为自己构建抗恶的防线》《重构对话语言》《戾气：毒土地上的恶之花》《记忆伦理》《人性、市场与新道德》《不拒绝任何一朵光亮》《世俗权利与政教分离》《跟施害者谈谈心》《十三亿租客》《走出历史周期律》《游欧惊梦》《效率妄议》《科学不要主义》《孔子与当下中国》等讲座。现为第一讲内容（分上篇、下篇刊载）。

我今天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通过读书获得的知识，也不仅仅是在思考中获得的认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从自己连带的血肉的骨头里，熬出来的体悟和认知。正是上面这些认知，让我找到了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走出观念迷障》

一、从利玛窦绘制的中国地图说起

我想先从明朝万历10年，也就是1582年发生在广东肇庆的一件事情说起。

这年，广东肇庆来了个外国人，名字叫利玛窦，此人是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传教，他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星盘和三棱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其中就有一张地图。这些利玛窦带来的西方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那张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应当地官府之请，利玛窦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把这张世界地图翻绘成中文版，他把这张翻译成中国文字的地图，奉献给当地官员审看，满心以为会获得官员们的赞赏，从而为自己的传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让利玛窦始料未及的是，时任肇庆知府、浙江绍兴人王泮似乎不太高兴。原来，在利玛窦带来的这张世界地图上，中国在上边的位置并不像今天我们常见的那样居于中间。王泮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中国在哪里。后来在利玛窦的指点下，才在“地图之极东一角”也就是地图最右边的边缘上，找到“我泱泱中华大国”。

对此，知府大人很不爽。利玛窦为使自己的传教活动得到官方支持，不得不返工，按照知府大人的意愿，在地图上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与世界图景，特意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从那之后直到400多年后的今天，这款“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虽经无数次修正，越画越准，却从未走出“利玛窦框架”。

知府王泮所代表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心态，就是把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这是世上所有民族最初共同的心理特征。比如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其实也只是“欧洲观念”；同样，我们先人的世界观念，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相信四海之内的世界，是一个由庞大而文明的中央帝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空间。

在古代人们对天文地理知识和活动范围的认识的局限下，这种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一个人的童年，也是自我中心的世界，以自己的感觉为根据来审视万物，从而一切由自己的看法出发。

但中国人的童年期似乎太长了，将民族童年期的思维模式沿袭几千年，也许不能说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少有的。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

二、中两国为何在近代的同遇而殊归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是史家共识。读这段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不时跳入眼中，让人触目惊心之余，不免陷入沉思。一部中国历史，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变局可谓多矣，为何称1840年后的中国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前的数千年间，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东亚地区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天下，统御四夷。

到1840年，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国门，而且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感觉也遭受到全新的宇宙结构知识的猛烈冲击，同时人们还发现，在正统士大夫眼里近乎完美的儒家圣学，在应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时似乎不再得心应手。

有人用“天崩地裂”来形容这变局之大之烈，可谓恰如其分。从那时起到当下，170多年间，围绕着中学与西学、变革与保守、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等问题，形成两大阵营，激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以致于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然而，中国近邻日本发生的情况却与中国截然相反。在武力威逼之下，日本于1854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决口由此打开，西洋其他各国接踵而至，如潮涌入。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除割地赔款这一条之外，日本几乎享受了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此评论道：日本未作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这当然是幕府的积弱，但反过来说，即使那时日本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惨败的结局。

日本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在日语里，蒸汽机的谐音是“上喜选”，有人借助这个谐音，作了一首狂歌，对这种催化剂似的现象作了形象的概括，歌词是这样写的：“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在这里，战舰化作了浓茶，引起日本国人中枢神经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全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一场由上而下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

此后，日本在向欧洲学习的路途上迅猛前进，半个世纪后，这个曾经跟在中国后面虔诚学习的小小的岛国，竟然以一个庞然怪物的模样在渤海突然现身，不仅从中国手中夺走了对朝鲜半岛控制权，还出其不意地吞掉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台湾，继而又打败了老牌帝国沙皇俄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

而中国呢，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到闭关锁国不予往来，或拒不承认死要面子，甚至利用暴民耍泼，自取其辱，辛亥革命后又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直到面临全国沦陷的最后时刻才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种“最后的吼声”。若不是借助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整体的力量，中国恐怕很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为何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机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在进入近代历史时的共同遭遇而后来不同的归宿和结局呢？

中国为何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机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在进入近代历史时的同遇而殊归？

三、中国的强大为什么非要别人承认

折回到当下。大家可能还记得，2003年那年，有一本题为《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书在台湾出版，曾引发两岸轰动。这本书的作者叫孟席斯，是一位退休的英国船长，他在书中认为，是中国的郑和而不是欧洲的哥伦布、麦哲伦发现了世界。这个似是而非的消息，又一次满足了国人的虚荣心，在华人社会引起广泛反响。

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A股暴跌，波及全球各国股市，几乎无一幸免，哀鸿遍野。其中纽约股市出现了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让人诧异的是，国内主要舆论对于这次“股灾”的成因以及未来走向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而是异口同声地起劲论证或反驳海外媒体关于此次全球性股市暴跌的真实“震源”究竟是不是中国，言语间论述中溢于言表的是得意与自豪之情。

对此，著名媒体人陈季冰敏锐地指出：“我们热情地关心外国股市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则似乎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就好像是说：为了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会发烧，我们就算再多患几次重感冒也是值得的。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打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

资中筠先生也看到了这种现象，她评论说：从2008年欧美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人突然多了很多骄虚之气，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提出G2这样的概念后，中国人特别高兴，觉得我们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当时有媒体甚至写“中美共治世界”，我觉得太离谱。

中国的强大为什么非要别人承认？这里面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心态？

在下面，我尝试着从传统观念上，挖一挖这种心态的病根。

四、中国人的中华天下观

古代中国人脑子里的“天下”，是一个“天圆地方”的空间，而且这个方形的大地，就像一个大棋盘，格局就像现在的北京环路，四边由内而外不断延伸，最里边一圈是君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称诸夏，再往外是夷狄。不言而喻，其文明程度也是京城最高，内地次之，越靠近边缘越荒芜，住在荒芜边缘的人也越野蛮。

对于上述观念，中国人很坚持也很固执。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这使得中国人得以在几千年间，一直从容地积累着自己的文化，从而使这种固执得以延伸到近代，甚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这个观念留下来的许多痕迹——比如至今挂在墙上的那张中国式世界地图，就是一例。

直到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把全新的世界地图和近代天文地理知识带进来，人们才知道大地原来是个圆球，天下是万国林立，中国不过是世界万国之一。

这时，中国虽然从笼罩天下的“天朝”缩小为世界列国中的一国，中国人也已经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并非世界的中心，“四夷”也并非依附于中国的边缘点缀，但这并没使中国人的“天下观”彻底改变。

康熙朝有个重臣李光地（著名清官、理学名臣。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历任翰林编修、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与他同朝的有个比利时人，叫南怀仁（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

有一次，这两个人在一起讨论地理，李光地借用人的心脏与肚脐的关系，来强调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并不只因为中国地处世界中心，而是其礼乐政教体现了天地间的正理和大道，他说，“譬如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与肚脐相比，心脏所在地位置，并不比肚脐更在中间，但人们还是以心脏为人的中心，并没有因为肚脐在形式上位于人身上的中间部位，就把肚脐看做中心。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这种“中华天下”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认知问题，而是一个方位、层次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观念框架。这种观念框架，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些地图上，中国被画得很大，周边的国家小得不成比例。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地图上）中心部分画得很大，而边缘地区画得很小。这说明这里的大小，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且也是在表明和分辨价值的差异，更是在确认自我与他者的区分”。

葛兆光认为，“这种不合乎比例，和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实际知识没有关系……和古代中国人了解地理和绘制地图的技术也没有关系”。

与什么有关系呢？与中国人的中华天下观念有关系。

的确如此，地图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绘制者的想象与观念，其实地图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固化的观念框架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常识性的惯例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通过地图对国家和历史的感知和认同。

（2015年7月8日晚）

（待续）

刘亚伟 自画像

【 刘亚伟，笔名亚子，号南渡山人。鲁迅文学院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毕业。原籍山东曲阜，下乡插过队，入伍当过兵，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著有《孔府大劫难》（另名《1966阙里纪事》）历史文化随笔《远去的历史场景》儿童教育专著《少儿科普三字经》（被教育部列入全国中小学阅读指导目录）《孩子可以说不》，以及《我是一个兵》《五十年谋杀》《拾麦女》《报社》《吉他手》等长中短篇小说多种等。】